从一个酷爱诗文的文学少年，到动荡岁月里的莘莘学子，到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再到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瞿林东教授始终以坚定的信念、乐观的心态和不懈的努力，克服了动荡社会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今天的学术成就。
1937年12月，瞿林东教授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21世纪的最初十年，瞿林东教授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他组织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面向全国史学界招标教育部重大课题，通过多种活动凝聚史学界的同行，推动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建设。
三十年来，瞿林东教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史纲》等著作十余部；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等；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评论200余篇。
执教四十多年来，瞿林东教授培养过的本科生近千名，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的有24名，在读的有4名。此外，他还指导了多名硕士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等，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培养了许多人才。
瞿林东教授经常引用《史记》中的话，勉励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任劳任怨，教书育人是天职
1969年，瞿林东教授被分配到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三年，无怨无悔，直到1981年调回北京师范大学。
在通辽师院期间，瞿林东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有一个学期，他每周24节课，一学期下来有360个学时。他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选的课程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熟悉史料的同时提升了古文素养，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瞿林东教授还注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他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考察历史名胜、参与文物普查，让学生真切感受中国历史的厚重。
十三年中，瞿林东教授与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这样回忆1979级大学生送他回北京时的情境：“早晨，我打开门，发现同学们齐刷刷地列队站在门口，好多人都哭了。从学校到站台有七里地，同学们追着吉普车跑步送到站台，挥泪告别……”这一场景就像是一条不断延伸的丝带，在瞿林东教授的脑海中魂牵梦绕了几十年。那一头，情系的是通辽火车站台大学生们恋恋不舍地挥手和他的挥泪告别；这一头，延续的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给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博士生指点迷津，带领学生遨游学海。这是一条由笔杆、稿纸、讲台，心血和汗水铺筑而成的学术和诲人之路。
现今，瞿林东教授在北师大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已度过了三十一个春秋。
“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瞿林东教授严格要求自己，教书育人四十余载，他还在不断的调整、补充讲义内容。因此，他的博士生直到毕业前一天，还要去听课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思考的积极性，瞿林东教授于每每在讲课结束前都会留出时间让学生们提问题，通过广泛的讨论深化学生们的认识，最后再给予耐心解答。
“玉不琢，不成器。”新入学的博士生里面有不少人已经是学术界小有名气的学者，但难免也会有一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在瞿林东教授看来，他们还都是有待精雕细琢的璞玉。这种精雕细琢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他们的习作。当他们看到瞿林东教授将整个论文完全批改成了“花脸稿”时，看到先生这样仔细地修改文章，既兴奋又惭愧。很显然，这些大到观点论据，小到遣词造句和标点符号，密密麻麻的修改，它是无言的批评，更是深情的厚望与寄托。这些“花脸稿”最后都成了学生们的“收藏稿”，它见证了每位学生的成长，成为激励学他们克服困难、拼搏进取的不竭动力。
“举重明轻”。这是瞿林东教授治学和指导博士研究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2006年5月底，瞿林东教授因眼疾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指导学生博士论文的定稿时，曾这样写道：“目录是全文的骨架，反映结构与思路”，“绪言是全文的‘灵魂’，应字斟句酌，再三再四予以推敲。这对全文的方向、展开，都十分重要”，“我看‘后论’不宜烦琐，问题要提得明确，文字要写得简洁”，“目前你的论文最大的问题是表述上的问题”，“我因视力问题，不可能再读全文，希望结合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参阅我修改的‘摘要’，你认真阅读全文，把完稿工作做得细些、再细些。” 这是瞿林东教授指导研究生工作的通常一幕，但却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治学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瞿林东教授经常鼓励学生，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沉下心来，矢志不渝，“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并教导学生一旦确定研究领域之后，不要轻易更换，否则来回折腾，不易出成果。
“能为别人所不能为，方能成功。”瞿林东教授经常对学生说：“你们这代人在生活的物质条件上、治学的环境、手段和材料上都比我这一代优越很多，但同时，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你们面对的诱惑也比以前多得多，这就需要学会取舍。”他曾风趣地说道：“逛街有你，看电影有你，嗑瓜子聊天也有你，你还想多出成果、多发表文章，怎么可能呢？能为别人所不能为者，才能成功。”
“明天总比今天好”。瞿林东教授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学生克服眼前困难，把目光放长远，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长远的目标。鼓励学生要有一种不气馁的精神，不断奋发进取。
在近十年中，瞿林东教授演讲、授课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二十多所高校的学子和教师聆听了他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深深为瞿林东教授所独具的忧患意识、对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独创性观点，所感动、所激励。一些大学生因此考取了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走上了专攻史学的学术道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已经75岁高龄的瞿林东教授，仍然坚守于三尺讲台，以手中的笔，书写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真谛，书写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也书写着教书育人的辉煌人生。
执着于史学，承诺背后的艰辛
1984年，瞿林东教授在《安徽史学》第4期上发表了《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名家罗尔纲先生看到该文后深受启发，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太平天国史撰述的体裁问题。
罗尔纲先生在1987年的《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谈了他的思索历程。其中谈到：“几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史学体裁问题，直到去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史书体裁》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我们在感佩罗尔纲先生坦诚、谦逊的同时，亦可得见瞿林东教授在史学理论方面精深的造诣。
瞿林东教授读了该文后向编辑部写信谈了自己的感想：“读了这些话, 我是很渐愧的。我的一篇拙文, 对罗老的探索有一点参考作用, 他如此郑重地再三申明和致意, 言之诚, 意之切, 使我有难以承担之感。不仅如此, 罗老还在这篇大作的小注中特意注明‘向读者声明（过去的） 错误, 并致歉意’。可见他的雅量和坦率并非只是对着个别的人, 而是面对他的撰述的所有读者。”
不仅如此，瞿林东教授还指出：“关于“ 综合体” 的提法, 最早是白寿彝先生提出来的。1982年, 我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证了白先生的这一提法（见《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接着, 我在参加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撰写中, 又论述了这一提法（见此书第125页）。拙作《古代史家怎徉对待史书体裁》的有关部分, 则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时上述提法的进一步发挥。因为罗先生用了‘谨志明所自, 并此致谢’ 这样很有份量的话, 颇觉有补充说明的必要。”（参见《学者雅量 长者风范》，《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这段轶事一时之间被史学界的朋友传为佳话，反映了瞿林东教授对于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也表明了瞿林东教授的坦诚。
1986年，武汉一所高校举办了一次全国青年史学学术研讨会。瞿林东教授作为中年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只有记述的历史，而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瞿林东教授听后很震动，也很受刺激，他说：“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史著呢？中国古代的史学肯定是有理论的，但具体有些什么理论，需要研究以后才能回答。”这是他对史学界朋友的一次庄严承诺。也就是在这次会上，瞿林东教授更加坚定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决心。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瞿林东教授与安徽人民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瞿林东教授先是打算与史学界的学者合作撰写，他们相约在60岁前后写出这部书，也算是“为史学发展做了一点事情”。由于研究经费没有着落，加上各自的教学、科研任务都十分繁重，此事遂搁置下来。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将这一课题立项为重点课题。瞿林东教授首先想到的是与原先签订协议的安徽人民出版社联系，商量出版事宜。
二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而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已经不算短了。2011年，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这部一百三十万字的“填补学术空白”的三卷本著作出版的时候，瞿林东教授已经七十五岁了，书中凝结着他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心血，也兑现了他对学界同仁的承诺。
巧合的是，就在这部书出版以后，瞿林东教授恰好有机会重新回到当年开会的高校，并给学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二十五年后的一份答卷”，讲述了瞿林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艰辛历程。这份答卷，饱含着瞿林东教授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更表明了他对中国史学的忠诚与热爱。
瞿林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自立项到结项历时八年。瞿林东教授和课题组成员为了做好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经历了诸多的艰辛。刚刚做完跟腱修复手术，瞿林东教授就开始课题的审稿和统稿工作。最终这部三十多万字书稿的统稿、定稿是瞿林东教授在病床上耗时半年完成的。尽管病痛给他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他仍坚持逐篇逐章的讨论修改、逐字逐句的删改润色，字斟句酌、不厌其烦……
此外，《“历史•现实•人生”丛书》、《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中国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课题都耗费了瞿林东教授的大量心血，展现的是一个个当代史学工作者披荆斩棘、顽强探索、不懈追求的生动写照，印证的是一个个信守诺言、感人至深的学术故事。
谨守家学，开拓创新倡新风
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瞿林东教授可以说完全是在新中国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有幸考上了大学，并成为20世纪六十年代为数甚少的研究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但是，历史却给他们抹上了一道永远难以忘记的经历。怎样看待刚刚过去的“文革”时代，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在这个问题上，心态和时代感的不同又在知识分子中间拉开了一道距离。
“四十岁了，我的学术履历表上还是一片空白。选择做唐代史学研究，真的是背水一战，那种悲壮感和紧迫感是难以言喻的。”瞿林东教授说。“文革”结束，有些人长时间地在感慨岁月的流逝，等三四年后，猛一回头，发现别人已经在相关领域内踏踏实实地作了好几年的研究了，产出了许多研究成果了。值得庆幸的是，瞿林东教授从1977年就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记得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看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白寿彝先生。那时我还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工作，我去向先生请教今后着重读些什么书。先生未假思索，嘱咐我还是读些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尽管日月逾迈，人事代谢，我已经从事好几年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了，但我过去却是跟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这个历史不会改变。于是，此次会面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道路的契机。”（参见《唐代史学 论稿•序言》）这段经历看似偶然，实际上包含了瞿林东教授对白寿彝教授开创的“家学”的谨守。
这种谨守，还表现在瞿林东教授对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精益求精的追求上。瞿林东教授注重宏观考察，从大处着眼，但又心细如丝，注重细节，对待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谨慎与细心。研究过程中，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总是字斟句酌，每写一篇文章总要改上三四遍，五六遍之多的也不少见。瞿林东教授前些年做过白内障手术，视力不好，但是对文章都是逐字逐句修改，甚至有时为了某个词语，还要轻声朗读出来，仔细推敲，反复斟酌。
研究道路艰辛，不是亲历亲为，很难体会个中甘苦。由于多是在新领域艰难探索，从材料的发掘、梳理，到观点的提炼、辨析，最后到文章的成稿、修改，瞿林东教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而言，瞿林东教授不但自己撰写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而且还认真审读全书，认真统稿，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同时协助出版社多次校对，工作非常辛苦。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年。这种谨守，表面上看来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及其学问的遵从，究其实质还是对所从事史学事业伟大之处的深刻理解。如果说为了真理冲破师说，值得人们赞扬的话，那么对于“家学”，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开拓创新，也同样让人肃然起敬，因为这份坚守和耕耘，分明体现了瞿林东教授对于史学、历史与现实的深深的理解，在这份坚守和耕耘中，史学已经融入他的生活和人生，化成为他的生命！
瞿林东教授执教已经四十多年，培养了近千名本科生，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他总是念念不忘恩师白寿彝先生的教诲，教导学生研究中要自觉以白寿彝开创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为“家学”。
瞿林东教授一方面强调要继承“家学”，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墨守陈规，而是要在继承的前提下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他所研究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等内容，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升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他自觉追求研究中的贯通意识，使中国史学史的贯通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撰成了六十多万字的《中国史学史纲》，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多次再版；探讨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将这个问题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意在推动中国史学反省意识的觉醒；他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深入见解等等。今天，瞿林东教授一方面恪守并实践着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的“七十岁开始做学问”的教诲，同时谦虚而又自信地向着更高的学术高峰攀登。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瞿林东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选题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先秦史学、两汉史论、魏晋南北朝史论、宋代的史论、辽金元时期的史学、明代史学、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20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问题、20世纪的历史教育问题、新中国十七年的史学，以及中国史学理论的范畴、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等等。很显然，这些选题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深化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从而推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向着更加系统、成熟的高度发展，昔日的学生也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术骨干。白寿彝教授开创的“家学”，在姹紫嫣红的当代史学园地绽放出更加绚烂多彩的学派之花。在这里，学术上的薪火相传、师弟子的相承相续，开拓创新凝聚成为传统。深受这种学风影响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子，在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就像一颗颗火种影响着世人、泽被后学，传续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庄严校训。
瞿林东教授常说，学术的发展，要继承才能创新，要谨守“家学”，但不要保守，而是要发展它。在瞿林东教授看来，对前人学术的继承，是对前人的尊敬，更是对学术传承的责任，同时也是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