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团队和科学家

       童庆炳先生是文学院德高望重的老教授，1958年开始从教，至今将近五十年，培养英才无数。童先生不仅自己著作等身，而且他培养的众多弟子在全国的各个大学都成为学术带头人。在童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地弟子齐聚一堂，人才济济，真可谓桃李满天下。童先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笔者带着这一问题进行采访，获益匪浅。 

       童先生娓娓道来自己1984年第一次带研究生时的情形，那一年的13名学生成为他的开门弟子，这串名单如今在学界已经具有相当的份量：陶东风、蒋原伦、李春青、黄卓越……童老师谈到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是他在研究生培养中始终贯彻的一个原则。一方面老师要在专业上指导学生，但同时学生自己也在读书，也有非常好的体会和看法，师生之间不应该有绝对的界限，而应该是互交互学。

       童先生给学生开的课，很少是那种完全依靠老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课程，而是专书研读和师生共同讨论。课程的任务是阅读一本书，由每个学生主讲其中的一章，学生事先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完报告后，再由大家一起讨论。师生之间互相启发，在这个过程中，会迸发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带研究生的第一年研读的是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这次阅读过程给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童先生自己吸收西方的理论也有很大帮助。童先生说，这本书的内容在学生们和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直到现在，他们在著作中引用最多的还是这本书。读书采用精读的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的追究，譬如苏珊•朗格定义艺术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就要追问，什么是“人类情感”，什么是“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研读，学生们收获很大。精读的第二本书是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这是苏联八十年代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的成果，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研究美学。童先生说这本书不仅使同学们受益，而且也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资源，八十年代后期，他高举文学审美性的大旗，背后就有这本书的支撑。童先生指出，细读一本书所能得到的收获，跟普通的浏览相比，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由细读而吸收的很多东西在阅读者的记忆和知识结构中是扎了根的。第三本细读的书是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他把现代心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梳理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常常涉及文学艺术作品来思考心理学问题。因为这本书，那一年的学生都对文艺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之后，从1994年开始，童先生给博士生们讲解《文心雕龙》，这成了文艺学博士生们的经典课程，至今已经开设了十二年。《文心雕龙》五十篇，逐篇研读。童先生相信这本书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和优势，甚至了解整个中国古典文化，都是很有帮助的。很多文艺学的博士生，入学以来第一篇下功夫写的文章就是《文心雕龙》的读书报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现在，这些文章由广西出版社结集出版，头几篇是童先生自己的手笔，后面就是1994年以来弟子们关于《文心雕龙》所发表的几十篇文章，真可谓硕果累累。

       谈到录取研究生的选择标准，童先生有自己的眼光。每年报考童先生门下的学生都有很多，他选择的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好或者发表文章最多的学生，而是看重学生的思考能力，是不是爱动脑筋，喜不喜欢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特别的问题。譬如，童先生招过一位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博士生，因为之前看过这位学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不是什么》，当时八十年代，大家都在探讨“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而他能够独辟蹊径，由追问“文学不是什么”来达到“文学是什么”的结论，这就是爱思考的学生，后来证明他的博士论文写作也很成功。除了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性，童先生还重点考察学生是否具有扎实的功底，做学问需要活跃的思维，也需要相当的实证能力和史料功夫。他举例说自己招的第一届博士生，原本只有两个名额，后来看到罗钢的答卷，内容坚实、丰富，处处用事实和材料说话，没有空话，分量很重，最终增加一个名额录取了他。

       关于如何看待学生的为人和为学的关系问题，童先生强调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同时这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怎样为学，背后就是怎样为人。所以《文心雕龙》讲“表里必符”，“因内符外”。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能剽窃别人的成果，这跟做人是一样的。一定是要自己认真读书，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才能拿出来发表，不管其中的新意是多还是少。无论是已经成熟的学者还是刚刚起步的学生，都应该追求为学与为人相一致。

       博士学习三年时间，最重要就是完成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而选题就非常重要，一个好的题目相当于成功的一半。童先生谈到他指导学生选题，倾向于“小题大做”，从一个小的开口入手，深入下去，挖掘出前人没有看出的东西来。具体来说，选题可以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是题目本身没有人做过或相关研究比较少，是一个空白点，这样的题目可以选择，尽管前人没有给自己奠定很好的研究，但是学生自己可以从第一手资料开始，一步步走进研究对象的世界里去，把问题弄清楚。第二种题目是，前人已经有了很多研究，这样的题目也不是不可以选，问题在于选题之前，必须弄清楚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做了哪些研究，是否还给后来者留下空间，如果说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重要遗留，这就可以继续做下去。比如赋比兴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多是通过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很少从文学美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题目就可以做，可以从新的角度进入，发现新天地。学生要努力自己寻找选题，而不是依靠老师来指定，寻找题目的过程，也是锻炼其学术能力的过程。选题一定要建立在学生原有的积累和兴趣的基础上。这样，学生的选题就常常超出童先生自己的知识范围，他指导的学生，选题涵盖了古今中外，但童先生并不因此就限制学生的选题范围，而是跟着学生一起读书、一起研究、一起探讨，这又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童先生谈到，现在的研究生面临着跟以往不同的新情况，学生找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读到博士的阶段，学生都希望能够获得教职去做学问，但是现实中，高校和研究所的岗位是很有限的，必然会有些学生离开学术的岗位，寻求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具体的专业知识的掌握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获得，即使学生将来到了偏离其原有专业的岗位，同样可以从原有的能力中延伸出新的能力。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都是相通的，对文学美学问题的研究有能力，转到传媒、新闻、历史问题上，都可以运用已经形成的能力去开拓新的领域。同时，老师应该引导学生读书不要太单一，阅读面要宽一些。童先生说自己一直主张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它可以培养学生一种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帮助。

       童先生最后深情地谈到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浓浓情意。他指出，老师对学生要有严格的要求，但同时也应该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之感。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同情的理解，二者结合起来，师生关系才能融洽。童先生就是这样与学生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每年秋季，他都会带领学生畅游香山，这成了文艺学博士生的传统保留节目。童先生的弟子遍布全国，甚至遍布亚洲，有许多韩国、新加坡、越南的留学生每次来中国的时候，都会绕着弯到北京来看望自己尊敬的导师。今年童先生去新加坡讲学，当他进入教室的时候，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幻灯片正在放映当年他带领学生们赏樱花时的情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这个意外的礼物让他非常感动。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童先生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

       童先生说，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讲台上度过的，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到了学生身上，他的生命与教育事业相连。童先生谈到自己最后的理想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行了，我希望不是倒在病床上，而是站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不行了，就倒在学生的怀里。”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和奉献的精神啊。如今七十高龄的童先生，仍然奋斗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带领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心走在全国的前列。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聆听名师的教诲，如沐春风，童先生提供的宝贵经验具有深广的意义，教师可以从中吸取培养学生的经验，而学生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为学与为人的方法。